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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国神游

理念、修养与创作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关于我

清华附中老高二毕业1968年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五年曾为农民赤脚医生,工人实验室研究员、文学编辑,“四月影会”核心创始人之一“自然社会人”命名人。79年底经胡耀邦批准与法国人结婚,81年夏始常居法国。曾在巴黎高中开创中国方向汉语一外、汉语物理、中国文化文明课程,并从事翻译、写作,参与编撰《利氏汉法大辞典》等工作。现为巴黎利瑪竇學院中文总编,在国内出版《猎美的足迹——从塞纳河到诺曼底》一书,讲述十九世纪法国作家、艺术家创作轶事。梁漱溟《中国文化要义》法文本校订并序作者。以上肖像系黄永玉先生2003年写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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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张承志到梅里美*  

2008-05-03 22:40:31|  分类: 文学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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赵小芹**

最早从清华附中同学处听说张承志的用功,就是他自学日语、竟然翻译了日文《周恩来》一书。我们一起去北大看老同学,他正在那里读考古系,但他热情洋溢地谈论仍不离草原文化。以后历经历史博物馆、民族研究所,都不时跟他见面,一度感觉他游离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的两栖,最终走上从学者转化为学者型作家的道路。

张承志的作品充满激情,但即便是小说,感觉情节也并不突出。故当年叶楠曾表示很赞同小芹的说法:张承志的小说其实还是大散文。

在法国,除了网上发来的几篇文字,连续几年不曾多读张承志的作品,最近接连阅读了《聋子的耳朵》《鲜花的废墟》等三本张承志的近作,发现他的写作风格真正成熟了。他的成熟不仅体现在作品的形式方面,更体现在他的自我反省与批判精神上。

“若想体会到文学的这一层,需要地道的而不是教授圈所云的‘文化’。面对力透游牧本质的文学,需要深刻的牧人体验才能理解。”有兴趣阅读张承志的作品,往往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知识准备,至少需要某些生活体验:例如文革红卫兵运动、上山下乡插队、甚至内蒙古草原知识青年的生活,或中亚历史学者天山东麓实地考察、或深入到甘肃西海固的农民家常日子,对穆斯林文化、以至当今世界多元文化的感悟……还至少有运用两种语言的体验。

张承志作品,体现了从生活实践而来的一代学者文化。

阅读张承志的文章,实不可当作消遣、或躺在沙发上读,而必须在头脑清醒时集中注意力来阅读,因为其内容拥有多层次的内涵:历史、语言学、宗教以至文学的。读者能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他传达的信息,往往有赖于自身文化的素养或知识准备。

从草原游牧文化、中亚蒙古学到伊斯兰教文化,张承志作品,可以领人进入一种学习过程。尽管笔者在学习,毕竟也很想就本身所知一二的主题参与讨论。

他在《近处的卡尔曼》中,曾如是批评自己的小说作品:

“说实话, 我一直莫名奇妙地,对自己这小说家的头衔不以为然。……世界太有趣:它不仅制造骗人的小说,还要制造骗人的小说家。这么想多了,再遇上好意恶意的吹捧时,我大抵不至于立即忘了自己姓名。”

“……惟结集时人才有空回忆、并接触自己早期的习作。我不禁为自己和这些自己写下的所谓小说的单薄,感到吃惊和害臊;也为容忍和成全了如此自己的时代,感到惊奇与慨叹。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。我对故事的营造,愈发觉得缺少兴致也缺乏才思。”

最后,他干脆结论说:“对于以故事为叙述原则的小说,我并不具备什么才能。”

人只有超越了过去,方才勇于批判旧我;作家创作达到新的高度,方才能够俯瞰旧作。

张承志写作上前后一致的风格,还在于学者的求知与探索精神,他敢于提出问题,并作出不同俗流的假设,把创造者的新意推向有心或知音的读者,并启发人进入纵深的思路。

张承志在文化上是极敏感的,他对梅里美小说《卡尔曼》早期译本的看法即印证了这一点,因为小说原文中最后一段竟被译者删去。此一事实,显然乃译者傅雷先生的失误,很可能当时傅雷先生并没有理解:最后一段“狗尾续貂”似的、看来不相干的波希米亚语言学的论述,恰恰显示了梅里美的一种写作特征。

“他喜欢此类无需明言而把话题转移到其它事物上的简洁程式。”法兰西院士让·道莫松曾如是说,显然梅里美绝非只在一部作品中如此表现。他还认为“有时甚至有些过分了:《嘉尔曼》(傅雷第一版本译名)的结尾,当所有的人都死去,首先是波希米亚女人,接着是走私团伙头头(指唐·何塞),可作者却带着情感的惨痛阴影、怪异地把笔墨转而致力于茨冈语言学上。应该清楚表明读者并未受蒙蔽,而且还是当心警惕为好。” 

“抑或,梅里美就是在与某些语言学家抬杠?……孟达古战场和巴斯克民族的精湛例子,使我直觉地意识到:对这个结尾,梅里美是在有意为之,他是较真的和自信的。”(《临近的卡尔曼》)

是否与某些语言学家抬杠?很可能,这需要真正的梅里美专家去研究,但至少张承志隔着法语,却凭借文化上的敏感与警觉,跟道莫松同样地没有“受蒙蔽”。

道莫松接下来说:“这种持续常设的激情与狂热的急刹车乃梅里美的特征标志。”

梅里美喜欢此类模式,把身心真正的关注转移到一个不相干的话题上,而无须把真实的感受明言。梅里美擅长奇思怪想、用难以预测的剧变攫住读者;他喜欢激情、喜欢决裂、喜欢反叛、喜欢翻江倒海的沸腾。他欣赏的作家乃普希金与司汤达,写作便如同司汤达一样地简洁以至显得“干”的程度,从不拖泥带水。道莫松说梅里美从不令人沉闷,阅读梅里美与其说步随小提琴毋宁说在大炮声中前行。他从不写风景,既不喜笔墨描述,也不愿抒发情感,于是在关键时刻便顾左右而言他。这令人想到辛稼轩词所写:

“……而今识尽愁滋味,欲说还休,欲说还休,却道天凉好个秋!”

《卡尔曼》结尾谈论的茨冈语言学,是否即梅里美的“天凉好个秋”呢?

笔者并不用张承志用的“罗马尼”,因为法文原文“romani”不仅毫无“古风”,且在称呼流浪的吉普赛人或流浪者时,与“romano”“romanichel”同样,尽管词根来自拉丁文“roman”,但均属民俗俚语,带有对茨冈人的贬义;只有语言学上用作“茨冈语”时,才相当于“tsigane”之中性词义。当然,在今天的法语中存在贬义的词汇,梅里美的时代也未必,如张承志说“他们自称‘罗马’。卡尔曼唱的罗姆和罗米,梅里美已经注释了,都是这个罗马的变形。”在此顺便说一句题外的话,法国总统萨阔济前夫人塞西莉亚的父姓为“Ciganer”,原意亦为茨冈人,由于父亲是摩尔达维亚的茨冈人后裔,难怪她“第一夫人”不肯当,毋宁要“自由”了!此乃她个人传统文化的根,确实她曾自豪地对人说过:“我的血里连一滴法国人的血都没有!”。

“他描画的‘异族’那么光彩夺目,使得当年羊皮为服酪为浆,正值身为异族的我,一下子就被牢牢抓住了。远在艾依特玛托夫之上,是他影响了我的文学趣味和笔法,也影响我开始了类似的观察。

梅里美的异族描写含义无穷。

异族不但给了他驰骋天地和抒发学艺的可能,也使我愈来愈认识到——尊重他人的立场,即真的人道主义。”(《彼岸的浪漫》)

在此,张承志说出了一个重要的定义:“尊重他人的立场,即真正的人道主义。”

可悲当今世界所盛行的,却是把自以为“最高的价值观”或“最正确的立场”,强加于他人!

无论吉普赛人卡尔曼还是巴斯克人唐·何塞,在梅里美的笔下,本质试图表现的均为一种民族原始的强悍个性。尽管在后世演绎或诠释的“文学通说”中,都被纳入“个性解放”的领域,成为浪漫派“具有自由精神”的人物。这方面也被张承志一语道破了:

“我如今厌恶文学的通说。他们总说卡尔曼是个文学史走廊上的典型,她以死批判了苍白的上流社会。我觉得最好大家都闭上嘴,因为这只是一个凄惨的故事。被漫长歧视制造的、做出来已是身不由己的凄惨的抵抗故事。什么自由精神,那是生就的野性。底层就是如此,粗野、真实、残酷。我怀疑梅里美写的是一件真事;他学识深刻,又那么勤于旅行。”

梅里美(1803—1870)一生到西班牙去过六次,而五次的目标均为访古旅行。他熟谙古希腊语、拉丁语、英语、西班牙语,成年以后为翻译普希金作品,又自修了俄语。他学识渊博,对西班牙文化很早就感兴趣。尽管二十二岁那年,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即《丹麦的西班牙人》,但第一次去西班牙,却是在五年以后的1830年。

二十七岁的梅里美,在马德里遇见了唐·西佩亚诺·格斯曼·帕拉弗克斯·伊·坡托卡瑞若——未来的德·蒙蒂厚伯爵第八夫妇;不仅一见如故、且在文化上品味相契,从此成为终生好友。德·蒙蒂厚伯爵夫妇有两个女儿,二十二年后,二女儿欧仁尼嫁给了拿破仑第三,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后。

母亲带欧仁尼姐妹俩在凡尔赛受教育的年代,梅里美始终照应他们的生活,成为女孩子的监护人、导师。历史在此似乎呈现出一种偶然性:使梅里美成为法兰西“七月王朝”到第二帝国的两朝元老;尽管作家的中心关注,只是探访巡察那些久经岁月风化、或被人为破坏的文物建筑,主持监督修葺罗马时代到复兴时代的古建筑,并重振了建筑上的“摄政时期风格” (1715—1723)。

据说正是玛尼约拉·德·蒙蒂厚夫人(1794—1879),给梅里美讲述了卡尔曼的几个原型故事。听说这些故事后,很可能梅里美又在三十七岁那年,到故事发生地点巡察过,至少在内心反复孕育形成了此一传奇;因为《卡尔曼》乃是在四十一岁的梅里美当选为法兰西院士一年以后,在1845年才出版的。德·蒙蒂厚夫人是苏格兰人、美国驻马拉嘎领事兼酒商的女儿,对世界诸民族文化的多元性深有感知。丈夫1839年过世后,为嫁出两个女儿、并为之寻求最好的归宿,她长期流动生活在各地的水城,出入知识政要阶层往来的上流社会沙龙。

张承志对《卡尔曼》早期译本的遗憾是来自于:“梅里美的罗马尼知识的删节,使读者未得完璧。而这个添加的突兀结尾令人感兴趣:在他的时代,远没有流行冒充现代主义的时髦,他不顾那么优美的一个起合承转,把干巴巴一段考据贴在小说末尾,究竟为了什么呢?”

正是由于张承志对民族文化的研究背景,使之敏感地意识到梅里美的作者本意,更贴切地理解了作品的文化内涵。 

二十世纪上半叶《卡尔曼》早期译本出版的年代,不像今天,飞机十个小时就飞到巴黎,遑论计算机网络沟通之便。当时需要三四个月时间漂洋过海,即便在法国人家里生活过几年,了解整体文化毕竟受到空间阻隔、交流不便的限制,既然不生活在法国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,翻译上也难免遭遇到很难理解原作者用意的所在。

并非求全责备,既是技术的进步造成今天了解法国文化的便利,就有必要把当时不曾意识到的问题点明。事实上,《卡尔曼》结尾,涉及的应为很边缘的知识,连法国读者也不会认真追究,笔者注意到了,乃是由于自己正在写十九世纪的法国作家、艺术家轶事,梅里美也在其中。

多年来,笔者在法国都推崇傅雷先生的译作,不仅把《傅雷家书》选编作法国公立高中与高等预科的汉语课文,或推荐为中法文化语言比较的参考书,至今还力促一位著名的汉学家着手翻译《傅雷家书》……尽管从深心里我们景仰前辈这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,然而作为后辈学人,是否也有必要包容或超越、赋予他们“有所不知”的权利呢?

不记得谁曾说过:学者的知识,如同一个圆,愈是知道得多,组成的圆愈大,但圆外所接触到的未知内容领域也愈大,因而使得博学者更发现自己知识的欠缺。难怪愈是有修养的学者,愈是谦虚。

翻译并非一件易事,往往也吃力不落好。难怪一些“聪明”的汉学家例如弗杭索瓦·于连从不“浪费”自己的“宝贵时间”作翻译。此一话题若谈起来很长,包括张承志作品中涉及的经过、甚至跳跃多种语言的转译,由于文化隔阂导致的误解问题,均值得另外撰文探讨。

“梅里美究竟是在建议什么呢,还是仅仅只有学术的癖好?”

看来,有张承志这样的读者,就值得作家梅里美苦心孤诣,但有几位读者会像张承志那样,在多年反复阅读《卡尔曼》之后,仍在反复咀嚼、如此质疑呢?

行笔至此,又想到张承志之对小说译文的追索,似乎也是在循着梅里美的道路,其终生信守着一句箴言,源自他的画家母亲,原文乃希腊语,意为:

“毋忘你要当心警觉。”

读书、翻译不仅需要语言,还需要整体的一种文化,若非本身的根文化,遇到不理解、甚至人云亦云的问题,还是当心警觉为好。

 2007年11月22日初稿

于春秋陋居

12月2日修订

*本文原载2008年《读书》第二期,**作者系巴黎利(玛窦)氏学社成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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